杂货店的柜台下如今堆着成箱的饮料和纸巾。老板娘把一箱货挪开，蹲下来摸索，指尖碰到一块松动的木板。她掀开木板，下面没有册子，只有几张折叠的旧报纸和一枚生锈的图钉。 “以前母亲把备用钥匙放这里。”她说，“但柜台换过位置，底板也修过。我不敢说小册子曾在这儿。” 许知先拍下空格和木板，再请她不要翻动报纸。陈默戴上手套，将纸张逐一摊开。报纸的日期比林素琴搬走早了几年，边角粘着一小片蓝色纸屑，薄得几乎透光。纸屑一侧有两道平行压痕，间距与旧信封背面的痕迹相近，却没有线孔，也看不出是否来自装订册。 “先记为可能相关的纸片。”许知说，“不能因为颜色相似就当成那本册子的残片。” 老板娘看着纸屑，忽然想起母亲清理铺子时，曾把一叠旧纸交给街道回收站。她记得那天是搬家前的周末，但年份和具体日期都记不清。陈默在社区旧档案中查到，回收站当年的登记只记重量，不记物品内容。这个方向无法再往下核实。 许知没有让线索停在一段模糊回忆上。她拿出旧账本，请老板娘指出“红柄一把，修好暂留，取伞人未留姓名”这一行是否确为母亲的笔迹。老板娘说是，又指出“十六日晚，留灯至末班车后”里的“留灯”两字略显拥挤，像是母亲后来补写。墨色确实比相邻字迹深一些，但账页受潮，陈默提醒，这也可能是纸面保存状况不同。 “日期里的九月十六，也可能是补记的日子。”他说，“我们目前只能确认账本上有这句话，不能确认它写在当天。” 三人将报纸、纸屑与账本分开装袋。老板娘忽然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那把伞牵涉到什么人？” “我们只知道有人留下红柄伞，后来有人取走，或者有人说它已经交还。”许知回答，“还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两件事是不是同一把伞。” 她说得平静，老板娘却低头看着柜台。她母亲搬走前曾把钥匙交给她，只说铺子里的旧东西不必都带走。那时她忙着接手生意，没有追问。如今想来，这句寻常交代并不能说明母亲隐瞒了什么。 陈默回到旧邮局，把信封“十三”放在白纸上，从侧面用斜光照出背面的压痕。两道短线之间，还有一段更浅的弧形凹痕。它们像书册的边缘，也可能是信封长期压在别的硬物上留下的印子。蓝线样本与纸屑分别放在标尺旁拍照，长度、颜色都登记在案，暂时没有足够依据说二者同源。 许知检查封口。信封仍未拆开，封蜡或胶痕都没有被破坏。地址只写了旧门牌“青梧巷十七号”，收件人是林素琴；残缺的日期仍只有一个“九”。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。她把这些再次列入未核实项，随后翻开旧登记簿，查找九月十六日前后有没有对应的来信记录。登记页缺了几张，存下来的姓名中没有林素琴，也没有红柄伞的记载。 “这不证明信没寄过。”陈默说，“只说明现存登记簿对不上。” 日头落到巷口时，老板娘回店前停了一下：“母亲以前总说，答应替人留东西，就要记得交还。她要真交了伞，应该有个凭据。” 许知没有接话，只把账本里“取伞人未留姓名”那句重新抄进核查表。柜台下的纸屑、模糊的补字、失页的登记簿，都没有拼出一个确定答案。她将旧信继续锁进档案柜，并在封存记录上注明尚未启封。 陈默合上清单，目光落在那行账目上：“如果有交还凭据，最可能不在账本里，而在当时给取伞人的收据上。” 许知翻到账本末页。几张账页之间有一处窄窄的撕痕，边缘整齐，像曾夹过一张小纸条。她拍下痕迹，没有伸手去拉。撕痕旁边，褪色墨迹只剩半个字：收。